周恩來雖不是建筑學家，但他認識到，中國古代建筑中包含著許多歷史和文化信息，包含著許多古代建筑科學知識，是古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。因此，他為保護北京古建筑，付出了很多心血。
 
保護頤和園
 
頤和園位于北京市海淀區，原為清代的行宮花園，園中有長廊、石舫、佛香閣、寶云閣、大戲樓、十七孔橋、玉帶橋等古代建筑珍品，在世界建筑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在中外園林藝術史上具有極高的價值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后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在破“四舊”的口號下，多次跑到頤和園，聲稱要毀掉它。有的放話，要一把火把頤和園全部燒掉；有的則揚言，要“挖掉萬壽山，填平昆明湖”。萬壽山、昆明湖，面積很大，紅衛兵和造反派真的要動手，很不容易。于是，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便把目光盯在了頤和園的一些牌匾和牌樓上。他們叫來幾百人跑到頤和園去砸東宮門外的過街牌樓。
 
就在紅衛兵和造反派登上梯子，用繩子套住牌樓，準備將其拉倒之際，周恩來得知了消息。他立即打電話給頤和園管理處，要他們制止、勸說紅衛兵和造反派。他還派秘書到現場，說明道理。秘書鄭重地向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：“頤和園的牌樓必須保護，不準拆除。”還說：你們必須按照總理的意見辦，絕不能砸牌樓。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見來人語氣強硬，傳達的又是周恩來的意見，便不敢再砸牌樓了。就這樣，牌樓被保護下來。
 
保住了頤和園東宮門外牌樓，周恩來仍然不放心。他知道，有一些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仍然在打頤和園的主意。他決定去一趟頤和園，了解頤和園的保護情況。周恩來一到頤和園門口，就和園林職工握手，問他們的工作情況。
 
頤和園長廊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全長728米。東起邀月門，西至石丈亭，中間穿過排云門，兩側對稱點綴著留佳、寄瀾、秋水、清遙四座重檐八角攢尖亭，象征春夏秋冬四季。長廊以其精美的建筑、曲折多變和豐富的彩畫而負盛名，是中國古建筑和園林中最長的廊。這條長廊的每根枋梁上都繪有彩畫，共1.4萬余幅，色彩鮮明，富麗堂皇。周恩來在欣賞長廊畫時，被在此游覽的群眾認了出來。周恩來微笑著和群眾談話，回答人們提出的問題。這時，一個紅衛兵頭頭向周恩來提出了這樣的問題：“總理，現在要破‘四舊’，長廊上的彩畫內容都是封建主義的東西，我們是不是要把它改畫一下？”周恩來的目光立即盯住那個紅衛兵頭頭，問道：“你說要改畫？怎么改？”紅衛兵頭頭說：“可以把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事跡畫在上邊嘛，這才是革命的內容，表現革命勝利來之不易。”周圍的群眾都把目光投向周恩來，看他怎樣回答。周恩來的目光掃視著眾人，最后又盯住那個紅衛兵頭頭，問道：“讓誰來畫二萬五千里長征？誰能畫二萬五千里長征？你知道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包含多少深刻內容嗎？二萬五千里長征，我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，我都畫不了，請誰來畫？”周恩來這幾句話，一下子把紅衛兵頭頭問住了，也制止了他毀掉長廊畫的想法。周圍的群眾也說：是啊！長征的革命內容，誰能比總理理解得深？誰能畫呢？
 
臨離開時，周恩來反復交代頤和園管理處的負責人，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好這個園林，保持它的原貌，特別是這個長廊畫，要保護，不能改畫，更不能讓人給破壞了。周恩來走后，頤和園管理處的負責人和職工商量，紅衛兵還會來頤和園毀掉長廊畫，怎么辦？最后，他們想出一個辦法，用白灰把長廊畫全部蓋住。這樣，紅衛兵來時，看不到長廊畫，也就沒有話說了。等破“四舊”之風一過，頤和園的職工又把白灰去掉，用這種辦法把長廊畫保護了下來。
保護故宮
 
　　北京故宮是明、清兩代的皇宮，又稱紫禁城，始建于明朝永樂四年(1406年),永樂十八年(1420年)建成。歷經明、清兩個朝代24個皇帝。故宮規模宏大，占地72萬平方米，建筑面積15萬多平方米，有房屋9999間半，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筑群。
 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北京作為首都，自然要重點建設。在制訂建設規劃時，許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宮。先是蘇聯專家提出要拆除故宮，把中央行政區放在故宮的位置。后來，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宮。他們說，一見到故宮，就想到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窮人受苦受難。1958年1月，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講話時說：“北京、開封的房子，我看了就不舒服。”他還批評一些主張保護古代建筑的人說：“北京拆牌樓，城門打洞，也哭鼻子。這是政治問題。”毛澤東雖然沒有特別提出要拆除故宮，但有的領導干部則循著毛澤東的思路，提出了要拆除故宮的問題。
 
　　于是，一份關于處理故宮的爭論意見材料送到周恩來手上，他看后沉思良久。周恩來從心里不愿意看到故宮被拆除，但當時人們頭腦發熱，他不好直接否定主張拆除者的意見。經過反復思考，周恩來把北京市負責城市建設規劃的領導找來，和他們商量：故宮等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，但可以把這些古代建筑統一組織起來，拆除部分房屋，擴大植樹區，搞一個群眾都能進去休息娛樂的大區域。同時，建設東、西長安街，在長安街附近建設機關辦公樓。周恩來是想用這個辦法，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宮在內的古建筑保護起來。北京市的領導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。周恩來還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，把這個意見定下來。
 
　　之后，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紹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意見：每年由中央投資，首先把東、西長安街建設起來。今年先撥款在西長安街建成一兩幢機關辦公用的樓房。在進行建設的時候，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，不要過于分散。正是根據這個意見，擴建長安街和在長安街建設人民大會堂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規劃初步形成了。
 
　　北京市有關部門按照周恩來的意見，進行了反復研究、協商，把保護故宮作為重點，于1958年9月搞了一個《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（草稿）》，提出：“把天安門廣場、故宮、中山公園、文化宮、景山、北海、什剎海、積水潭、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，拆除部分房屋，擴大綠地面積，使之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，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。”這個辦法果然管用。一些主張拆除故宮的人，見這個規劃突出了群眾性，也有建設人民大會堂等大工程，也就無話可說了。
 
　　上世紀60年代初，又有人提出，北京交通緊張，要拆除故宮，在故宮中建一條馬路，以方便交通。在一片拆除聲中，一個要在故宮里建一條東西向馬路，把故宮中文華、武英兩殿辟作娛樂場所的方案被提了出來。當時有許多老學者、老專家反對這個方案。為此，他們甚至在一些會議上痛哭流涕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把這個情況反映給了毛澤東。
 
　　毛澤東對于老學者、老專家的態度很不滿意，認為他們當亡國奴沒有哭，拆幾座牌樓古坊，就要哭鼻子，是不對的。陸定一見此情況，心中著急，便去找周恩來。周恩來聽了陸定一的匯報后，明確表示，不贊成拆除故宮。之后，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。毛澤東聽后，覺得周恩來的意見有道理，表示同意他的意見。周恩來把毛澤東態度的轉變告訴了陸定一，陸定一在中宣部的會議上否定了拆除故宮建馬路的意見。
 
　　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發后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將矛頭指向故宮。一開始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就提出：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征，要砸爛故宮。許多紅衛兵組織和造反派組織還爭先恐后地想要搶占故宮，作為他們的大本營、“司令部”。有一些人則把目光盯在了故宮內保存的歷史文物上，想趁火打劫。周恩來得知情況后，立即打電話給北京市委，要他們一定對故宮嚴加保護，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以任何名義占領故宮，更不允許對故宮打砸搶燒。
 
　　事有湊巧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在尋找北京市原領導和劉少奇的所謂“罪證”時，找到了過去關于改建故宮方案的文件。盡管這個方案在制訂時，即因為周恩來和許多專家提出不同意見而被擱置下來，但紅衛兵和造反派仍然認為，這個沒有實行的改建計劃，是北京市委要給劉少奇“蓋宮殿”的“罪證”。他們以為抓到了劉少奇的大“問題”，便著手進行調查。
 
　　紅衛兵和造反派找到周恩來，想問出北京市原領導和劉少奇的“罪證”。周恩來嚴肅地批評道，過去的建設規劃，是經過黨組織研究討論的，目的就是為了搞好建設，毛主席也是同意要研究的。不管是不是實行了，這方面的文件是保密的，你們有什么特權拿到這個文件？你們憑什么要把這些文件公開？在周恩來嚴厲批評下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啞口無言。周恩來接著說，你們既然說，這個改建故宮方案是為劉少奇“建宮殿”，那么，對于現在的故宮，就不要動，不要建宮殿。你們紅衛兵組織、造反派組織也不要進去占領。那里面有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，是歷史的見證，是國家和人民的寶貴財富，我們都有責任保護，誰也不許到故宮中去砸，去搶，去燒。
 
　　但是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并沒有停手。他們借口在故宮搞“收租院”展覽，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為長方形，把毛澤東像掛在奉先殿內。他們見殿前清朝皇帝祭祖所用的焚帛爐與“收租院”展覽的內容不符，就動手拆除了。
 
　　“文革”中曾興起“憶苦思甜”運動。紅衛兵和造反派打著搞“憶苦思甜”教育的旗號，在故宮內胡作非為。1966年8月，他們把故宮城隍廟內11座泥塑神像、一對泥塑馬毀掉；用白紙把故宮博物院大理石門匾蓋住，在白紙上用黑筆寫上“血淚宮”三個大字；在神武門外磚墻上貼出“火燒紫禁城！”“砸爛故宮！”等標語。故宮內部的造反派趁機提出所謂故宮“整改方案”。按照這個方案，他們把順貞門、天一門、文華殿、乾隆花園內的門額摘下來，扔進倉庫。他們把中和殿的寶座拆下來，扔進院子里，任憑風吹雨淋。
 
　　一些紅衛兵和造反派借參觀“收租院”、搞“憶苦思甜”之機，在故宮里亂竄，今天在這個殿里開“講用會”，明天在那個殿里開“憶苦會”，后天又到另一個殿里開批斗大會。開會時又是亂砸，又是亂涂亂畫。故宮內的造反派也和紅衛兵串聯起來，想打倒故宮博物院的領導，由他們掌權。
 
　　眼看故宮文物受到威脅，周恩來指示：“收租院”只能在奉先殿展覽，不能再到故宮其他地方展覽，參觀的人只能到奉先殿去看，不允許到其他地方去。故宮內其他各處宮殿，一律封閉，暫時不對外開放。任何人提出的故宮改建方案，沒有中央批準，不能實行。現在的改建方案（指故宮造反派搞的方案）立即停止。這些舉措，保護了故宮中的建筑和大量文物。
 
　　接著，按照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戰略部署”，故宮內進駐了軍宣隊。軍宣隊的任務是發動故宮職工“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”，支持“左”派。對于這一點，在當時的情況下周恩來不能制止，但他讓身邊工作人員轉告進駐故宮的軍宣隊，你們要負責保護故宮建筑，不能失火，不能把故宮燒了，不能讓故宮里的文物和大量珍寶丟失。
 
　　但是，時隔不久，進駐故宮的軍宣隊也成了被批斗的對象，不得不于1966年10月撤離故宮。這一下，故宮中一些人趁機拉起新的造反組織，想占領故宮。在此情況下，周恩來于1967年5月26日，果斷下令：北京衛戍區派一營部隊進駐故宮，實行軍事保護，故宮宮殿及文物這才免遭破壞。
 
　　周恩來還指示有關部門：北海公園中有許多古代建筑，特別是北海公園里的兩座金絲楠木建筑的大殿，是十分珍貴的歷史遺產，不能損壞。北海公園又離中南海很近，如果失火或者出其他什么事故，影響不好。因此，對于北海公園要特別保護。在此指示下，有關部門派專人負責北海公園的古代建筑和文物保護。周恩來還不放心，又下令北京衛戍區派部隊進駐北海公園。
 
　　當時，解放軍的威望很高，又擔負“支左”的任務，因此，解放軍進駐故宮和北海公園后，紅衛兵和造反派不敢再亂搞了。按照周恩來的指示，解放軍進駐故宮和北海公園后，嚴格要求自己，吃住都在臨時性的房子里或者不屬于古代建筑的房子里，并且嚴格巡邏，嚴密防火，把各宮殿全部封存，不讓造反派染指。這種措施，是在特殊年代采取的保護古代建筑的特殊辦法，也確實保護了故宮和相鄰的北海公園內的古代建筑。

保護恭王府
 
清代，皇帝為了加強集權統治，防止王爺有異心，實行王爺不外封的政策。凡是王爺都在北京城內賜宅或者建宅居住，稱為王府。因此，清代的北京是王府集中的地方。王府建筑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，每個王府的建筑風格，各不相同，其中包含著許多古代建筑科學和藝術。民國成立時，北京城內有王府50多座。此后，王爺們的生活日益沒落，有的王爺的子孫為生活計，把王府出賣或者轉讓了。到新中國成立時，經清查，北京城尚存王府19座，其中親王府15座，郡王府4座。中央、華北區人民政府各機關都搬到北京辦公及北京各機關成立后，一時間辦公房奇缺，許多單位、機關只能接收原來被舊政權占用的王府等古代建筑辦公。
在這些王府中，恭王府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個。在上世紀20年代，恭王府一直由恭親王繼承人溥偉居住。后來溥偉將王府抵押，北京天主教會把這里作為教會辦的輔仁大學的一部分，因此王府受到一些破壞，但程度較輕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人民政府把恭王府和王府花園收回，改為國家機關宿舍和一些學校、研究所所在地。在當時條件下，這些單位進駐，對于這座王府雖然也有損害，但總體上破壞程度不算大。
 
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大多數人都還沒有意識到保護王府等古代建筑的重要性，自然也沒有注意到恭王府的保護問題。提出保護恭王府，周恩來是第一人。說到周恩來提出保護恭王府，先要提一下紅學家周汝昌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周汝昌多次到恭王府考察。他發現，恭王府中的大部分建筑，與《紅樓夢》中大觀園的描寫相同或者相似。于是，他集中精力查對資料和現場考證，找到許多實物證據和史料證明。最后，他得出結論：大觀園的原型就是清代的恭王府。周恩來是支持周汝昌觀點的，也曾抽時間到恭王府去參觀。
1962年，周恩來專門作出批示，要求北京市有關部門撥款重修恭王府。此后，北京市有關部門制訂了保護恭王府的方案，并撥出款項重修恭王府。就在那次重修時，考古人員在王府花園的秘云洞內意外發現了失蹤的福字碑。這塊碑文為康熙御筆，作“請福續壽”之用，一直是大清的國寶，珍藏于紫禁城內。后來，乾隆將此碑賜給了寵臣和珅，和珅命人運來幾千塊太湖石，在后花園砌成一條巨龍。這條龍的位置正好在北京的龍脈上，和珅將此碑藏在龍穴悉心供奉，稱之為“洞天福地”。嘉慶繼位后，和珅被處置。嘉慶好幾回想將此碑遷回宮中，但擔心動了龍脈，動搖大清的根基，所以沒有付諸行動。再后來，這處宅子成了恭王府。因此，這塊碑一直藏在恭王府。北京市考古部門的負責同志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件事，并請周恩來為該碑命名。一般情況下，周恩來是不給出土文物命名的。這次，周恩來在高興之余，欣然將該碑命名為“中華第一福”。
在周恩來的關心下，當年進駐恭王府的單位，很注意保護恭王府內的建筑，防火措施很嚴密。一些單位還騰退出部分房屋。1975年，周恩來已經病重，但仍然關心恭王府的保護。一天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到醫院向周恩來匯報工作。匯報完工作后，周恩來特意向谷牧囑咐了三件事：一是要建一座新的北京圖書館，二是要修琉璃廠文化街，三是要對社會開放恭王府。
 
周恩來逝世后，谷牧執行了周恩來的囑托。1978年，谷牧召開會議，將中央有關部委和北京市的領導找去，確定要落實好周總理的遺愿。1981年，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牽頭召開會議，形成了《關于恭王府住戶搬遷情況的報告》。由此，恭王府得到重點保護和維修。1988年，恭王府正式對外開放。
保護正陽門
正陽門始建于明朝永樂十七年（1419年），原名麗正門。因其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，俗稱前門，又稱大前門，是明清時期北京內城的正南門，屬“京師九門”之一。它集城樓、箭樓與甕城為一體，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體系。
 
據北京地方志記載，當年的城樓、箭樓規模宏麗，形制高大；甕城氣勢雄渾，為老北京城垣建筑的代表作。后來，正陽門雖然幾經損毀，但仍保留著城樓、箭樓等主要部分，目前仍然是北京城門中保存最完整、形制最雄偉的一座。
1958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筑。其中，在天安門廣場就有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。為了使這兩大建筑更宏偉，上級要求設計人員解放思想，搞得大一些。因此，一開始，這兩座建筑設計的占地面積很大，這樣就把天安門擠小了。為了使天安門廣場更大一些，不少建筑專家和領導提出，要擴展天安門廣場，并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贊成和北京市的批準。
 
為了向南擴展天安門廣場，有人提議，要把正陽門拆除。許多專家和領導也贊成拆除正陽門，但也有人表示反對。為了慎重起見，經中央同意，北京市委邀請全國1000多名建筑師、藝術家和青年學生參加了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競賽。這1000多名設計人員拿出的設計方案中，多數都是以拆除正陽門為前提。于是，北京市委就在向中央報送的擴建方案中提出要拆除正陽門。擴建天安門廣場的方案報到毛澤東那里，毛澤東原則上予以批準。批準的方案總體是：改建后的廣場，東西寬５００米，南北長８６０米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。但毛澤東并沒有就擴建具體問題表態，而是將方案批轉周恩來處，由周恩來再提出意見。
周恩來認真審閱了這個方案。他看到這個方案中提出要拆除中軸線上的正陽門，認為不妥。他讓工作人員打電話，請北京市有關部門就要不要拆除正陽門的問題再研究，并且明確表示反對拆除正陽門。
 
周恩來的意見得到北京市委的重視。他們反復研究、論證，最后得出結論：不拆除正陽門，一樣可以擴建天安門廣場。周恩來聽了北京市委的匯報后很高興，表示：那么，我們就決定不拆除正陽門，把這座古代建筑保存下來。１９５８年９月，周恩來開始部署“國慶工程”。本來，周恩來的部署，只是從大的原則和方案上講的，不涉及具體工程事項，但周恩來這次破了例。在講完了其他工程的計劃和要求后，他特意提到，我們擴建天安門廣場，不能拆除正陽門城樓和箭樓。周恩來講了這個話后，建筑部門在擴建天安門廣場時，特別注意對正陽門的保護，還對其進行了維修。
１９６５年，北京市準備建地鐵。為此，建設方案中提出，要把北京內城墻拆除。拆除內城城墻，就要拆除坐落于內城城墻一線上的正陽門。拆除方案報到周恩來那里，周恩來沉思良久，沒有下筆。他叫秘書備好車，乘車到天安門廣場去查看。周恩來讓司機在天安門廣場繞了好幾個圈子，又繞正陽門好幾圈。他拉下車窗，仔細觀看周圍地勢，觀看正陽門建筑，又詢問了準備建設的地鐵所要經過的路線后，果斷作出指示，要留下正陽門，不能拆除。地鐵建設路線向南偏一偏，錯開正陽門地下。周恩來回到西花廳后，再次指示，要留下正陽門城樓和箭樓。此后，在北京建地鐵時，稍稍改變了一下地鐵路線，把正陽門這座古代建筑保留了下來。
保護團城
 
　　團城位于北海公園南門外西側，地處北海與中南海之間，是一座由磚砌的圓形城垛式建筑，城高４.6米，周長276米，面積達4553平方米，東、西兩側城墻下各有隨墻門一座，上建門樓,東為昭景,西為衍祥，入門可沿蹬道登至城頂臺面。蹬道處各設罩門，城臺上建筑布局采取對稱中兼以園林的布局手法。整座城臺黃瓦紅墻，金碧輝煌，素有“城中之城”的美稱。
 
　　團城腳下，原來有石砌七孔拱券式金鰲玉橋（由于橋的兩端有明朝嘉靖年間所建的牌坊，橋西牌坊的匾額是“金鰲”，橋東牌坊的匾額是“玉 ”，故稱金鰲玉橋，俗稱北海大橋）橫跨于北海與中海之間。橋寬8米，長150米，與團城呼應，成為其重要外景。
 
　　團城從整體上是獨立的，有獨特的風格。同時，它又處在北海公園的范圍內，是北海公園的一部分，是別具一格的中國古代建筑。
 
　　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北京市機動車不算多，北海大橋還能夠滿足交通需要。到1954年時，北京的機動車增加了許多，而北海大橋又是交通要道，橋面比較窄，上橋的坡陡，下橋拐的彎急，很難行車，車輛到此都要減速。一時間，這里出現了交通擁擠的情況，也出了不少事故。北京市為了改善交通狀況，提出要改造北海大橋一線的道路。
 
　　在研究改造方案時，有人提出：北海大橋是交通的要害地點，中央領導的汽車從中南海出來后向東行駛，都要經過這里，而這里交通擁擠，使中央領導不能順利經過這里；這里的橋又十分陡險，中央領導的車輛一旦撞到牌坊或直接撞向團城，出了事故，誰也不好交代。他們以此為由，建議在這里重新建一條取直的道路。這條取直的道路，要經過團城，需要另建一座新橋。因此，必須拆除團城和北海大橋。北京市有關部門在制訂改造規劃時，采納了這個建議。然而，這個建議受到了眾多的文物工作者及古建筑學家的反對。他們認為：團城是金、元、明三代形成的重要古跡，同北海建筑構成一組完美和諧的古建筑群，包含著許多古代建筑科學和文化元素，不能拆除，相反，還要重點保護。但是，他們的意見沒有得到重視，北京市有關部門仍準備實施拆除團城的方案。
 
　　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得知這個消息后，十分著急。此前，他已經多次反映了不同意拆除團城的意見，但都沒有引起重視。鄭振鐸覺得單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，不能阻止拆除團城。于是，他便將當時在社會上有影響的梁思成、范文瀾、翦伯贊等人請到家里來商量辦法。經商量，他們提出了自己的方案：既要保留團城又要拓寬橋面，唯一的辦法是將橋身向中南海方向拓寬。但中南海是中共中央辦公地點，向中南海拓寬，占據中南海一部分面積建橋，可是大事，能不能得到允許，還是個未知數。思來想去，鄭振鐸提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個報告。寫好后，請眾人看過，大家都說好。之后，鄭振鐸通過沈雁冰把報告轉交給周恩來。沈雁冰以最快的“特急件”把報告直送總理辦公室。
 
　　報告送出后，參加商量的建筑專家梁思成心中仍然沒有底，便去找蘇聯專家，請蘇聯專家支持保護團城的意見。蘇聯專家卻表示：這個團城拆了也沒有什么。梁思成聽后，十分氣憤，和蘇聯專家吵了幾句嘴。在鄭振鐸家里，大家聽梁思成講了蘇聯專家的意見后，一起商量，為了使保護團城更有把握，請梁思成直接去見周恩來，當面提出保護團城的意見。
 
　　周恩來聽了梁思成的匯報后沒有立即表態，只是說，要到團城去看一看。梁思成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鄭振鐸，鄭振鐸心中也沒了底。為防止拆除團城后，失去中國古代建筑科學和藝術的歷史資料，鄭振鐸立即派人趕快去團城進行測繪、拍照，盡量搜集保存團城的建筑文獻和資料，并且分期在《文物保護參考》雜志上發表，使祖國建筑遺產的資料能夠留傳后世。
 
　　就在大家忙于保留團城古代建筑科學資料時，鄭振鐸卻意外接到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，通知他陪同周總理視察團城。幾天后，周恩來在鄭振鐸等人的陪同下來到團城視察。下車后，周恩來先步行繞團城走了一圈，然后登上團城，每一座殿，每一個房屋，他都進去看一看，又查看了團城內的古樹。他一邊看，一邊向鄭振鐸等人詢問有關情況。
 
　　周恩來走下團城后，站在團城墻下，遠眺了北海的瓊島和中南海后，又把目光轉向北海大橋上來往的車輛。最后，他斬釘截鐵地說：團城的一磚一瓦一樹一石都不能動！要改建北海大橋，把中南海的西北圍墻向南移，不能向團城拓展。建橋時，只須把“金鰲”、“玉蝀”兩個牌坊拆掉。拆掉，也不要毀壞，可以把這兩個牌坊移到陶然亭公園去。在團城北面修一座臺階，把團城和北海連接起來，但不要拆墻挖洞。
 
　　周恩來作出這個決定后，又召開會議將方案確定下來。北京市有關部門在改建北海大橋時，重新設計了路線。新設計的路線，將中南海的西北圍墻向南移了數十米，繞開了團城，使這座古老建筑得以保留下來。“金鰲”、“玉蝀”兩個牌坊完整地移到了陶然亭公園（后來這兩個牌坊在“文革”期間被毀）。北海大橋經改建，由七孔增加至九孔，橋面拓寬至34米，橋身加長至220米，中間的車行道為27米，兩邊的人行道各為3.5米，滿足了當時北京市的交通需要，同時也保留了原來北海大橋的風格，與團城仍然形成相互呼應的景致。
 
文革時，周恩來如何保護北京古建筑

　　保護故宮
 
　　北京故宮是明、清兩代的皇宮，又稱紫禁城，始建于明朝永樂四年(1406年)，永樂十八年(1420年)建成。歷經明、清兩個朝代24個皇帝。故宮規模宏大，占地72萬平方米，建筑面積15萬多平方米，有房屋9999間半，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筑群。
 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北京作為首都，自然要重點建設。在制訂建設規劃時，許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宮。先是蘇聯專家提出要拆除故宮，把中央行政區放在故宮的位置。后來，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宮。他們說，一見到故宮，就想到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窮人受苦受難。1958年1月，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講話時說：北京、開封的房子，我看了就不舒服。他還批評一些主張保護古代建筑的人說：北京拆牌樓，城門打洞，也哭鼻子。這是政治問題。毛澤東雖然沒有特別提出要拆除故宮，但有的領導干部則循著毛澤東的思路，提出了要拆除故宮的問題。
 
　　于是，一份關于處理故宮的爭論意見材料送到周恩來手上，他看后沉思良久。周恩來從心里不愿意看到故宮被拆除，但當時人們頭腦發熱，他不好直接否定主張拆除者的意見。經過反復思考，周恩來把北京市負責城市建設規劃的領導找來，和他們商量：故宮等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，但可以把這些古代建筑統一組織起來，拆除部分房屋，擴大植樹區，搞一個群眾都能進去休息娛樂的大區域。同時，建設東、西長安街，在長安街附近建設機關辦公樓。周恩來是想用這個辦法，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宮在內的古建筑保護起來。北京市的領導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。周恩來還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，把這個意見定下來。
 
　　之后，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紹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意見：每年由中央投資，首先把東、西長安街建設起來。今年先撥款在西長安街建成一兩幢機關辦公用的樓房。在進行建設的時候，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，不要過于分散。正是根據這個意見，擴建長安街和在長安街建設人民大會堂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規劃初步形成了。
 
　　北京市有關部門按照周恩來的意見，進行了反復研究、協商，把保護故宮作為重點，于1958年9月搞了一個《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（草稿）》，提出：把天安門廣場、故宮、中山公園、文化宮、景山、北海、什剎海、積水潭、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，拆除部分房屋，擴大綠地面積，使之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，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。這個辦法果然管用。一些主張拆除故宮的人，見這個規劃突出了群眾性，也有建設人民大會堂等大工程，也就無話可說了。
 
　　上世紀60年代初，又有人提出，北京交通緊張，要拆除故宮，在故宮中建一條馬路，以方便交通。在一片拆除聲中，一個要在故宮里建一條東西向馬路，把故宮中文華、武英兩殿辟作娛樂場所的方案被提了出來。當時有許多老學者、老專家反對這個方案。為此，他們甚至在一些會議上痛哭流涕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把這個情況反映給了毛澤東。
　
　毛澤東對于老學者、老專家的態度很不滿意，認為他們當亡國奴沒有哭，拆幾座牌樓古坊，就要哭鼻子，是不對的。陸定一見此情況，心中著急，便去找周恩來。周恩來聽了陸定一的匯報后，明確表示，不贊成拆除故宮。之后，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。毛澤東聽后，覺得周恩來的意見有道理，表示同意他的意見。周恩來把毛澤東態度的轉變告訴了陸定一，陸定一在中宣部的會議上否定了拆除故宮建馬路的意見。
 
　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將矛頭指向故宮。一開始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就提出：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征，要砸爛故宮。許多紅衛兵組織和造反派組織還爭先恐后地想要搶占故宮，作為他們的大本營、司令部。有一些人則把目光盯在了故宮內保存的歷史文物上，想趁火打劫。周恩來得知情況后，立即打電話給北京市委，要他們一定對故宮嚴加保護，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以任何名義占領故宮，更不允許對故宮打砸搶燒。
 
　　事有湊巧，紅衛兵和造反派在尋找北京市原領導和劉少奇的所謂罪證時，找到了過去關于改建故宮方案的文件。盡管這個方案在制訂時，即因為周恩來和許多專家提出不同意見而被擱置下來，但紅衛兵和造反派仍然認為，這個沒有實行的改建計劃，是北京市委要給劉少奇蓋宮殿的罪證。他們以為抓到了劉少奇的大問題，便著手進行調查。